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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,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,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,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,它壮观、曲折,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。

本文节选自吴晓波新书《激荡十年,水大鱼大》

2013年,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000万家,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%。到2017年,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。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《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》显示,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。

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,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。从1978年之后,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,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,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。

四十年间,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,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,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。

1978-1983:农村能人草创时期

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——改革开放,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,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,因而并无“蓝图”可言。

不过,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:所谓改革,是从农村发动,以“包田到户”承包制为突破口,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;所谓开放,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,引进国际资本,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。

 

因而,企业家的萌芽,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,并以“农村能人”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。

在广袤的农村地区,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,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,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,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。

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:

禹作敏——天津,静海大邱庄;

吴仁宝——江苏,江阴华西村;

王宏斌——河南,临颍南街村;徐文荣——浙江,东阳横店村。

 

 

上述“一庄三村”,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,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,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,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。

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,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,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

鲁冠球——浙江,萧山万向节总厂;

沈文荣——江苏,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;步鑫生——浙江,海盐衬衫总厂;

何享健——广东,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。

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“乡镇企业”,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,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。进入90年代之后,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,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。

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,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、失地农民或“坏分子”家庭,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。在早期,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,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,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:

年广久——安徽,芜湖“傻子瓜子”;

温州“八大王”——浙江,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;

刘永行、刘永好四兄弟——四川,新津鹌鹑养殖。

在对外开放领域中,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,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。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,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,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。

1984-1991:工厂管理启蒙时期

从1984年起,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,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,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——即所谓的“包字进城”,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、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、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,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,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。

1984年,可以被视为“中国企业元年”。在这一年,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,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,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:

柳传志——北京,联想公司,“贸工技”模式的代表;

张瑞敏——山东,青岛海尔冰箱厂,“工贸技”模式的代表;

王石——广东,深圳万科公司,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;牟其中——四川,南德公司,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。

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,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,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。

 

苏南模式: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,包括了江苏南部(苏州、无锡、常州)和浙江东北部(杭州、宁波、绍兴)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。

代表人物有:

周耀庭——江苏,无锡红豆,服装;

蒋锡培——江苏,无锡远东,电缆;

李如成——浙江,宁波雅戈尔,服装;郑永刚——浙江,宁波杉杉,服装;

宗庆后——浙江,杭州娃哈哈,饮料。

温州模式:以私营经济为特征,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。与苏南模式相比,在整个80年代,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,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。

代表人物有:

南存辉——浙江,温州柳市正泰,低压电器;

胡成中——浙江,温州柳市德力西,低压电器;王振滔——浙江,温州永嘉奥康,皮鞋。

珠三角模式: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,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,因地方政府的开明,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,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,有“珠江水、广东粮,北伐全中国”的说法。

代表人物有:

李经纬——广东,三水健力宝,饮料;

潘宁——广东,顺德科龙,电器;

何伯权——广东,中山乐百氏,饮料;李东生——广东,惠州TCL,电器。

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,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,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。

代表人物有:

任正非——广东,深圳华为,通信设备;

段永平——广东,中山小霸王,学习机;王文京——北京,用友,财务软件服务。

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:

其一,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,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。

其二,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“吃穿用”——饮料食品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——三大领域。它们的出现,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,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。

1992-1997:品牌营销狂飙时期

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,中国真正进入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、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,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。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,开始整体出现。在某种意义上,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,是从1992年开始的。

“92派”: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、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,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,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,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,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。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。

代表人物有:

陈东升—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,泰康人寿,保险;田源——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,中国国际期货公司,金融;

冯仑——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,万通,房地产;

郭凡生—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,慧聪网,电子商务。

大学生下海派: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“92派”不同,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,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,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。

代表人物有:

史玉柱——广东,珠海巨人,电脑汉卡;上海健特生物,保健品;求伯君——广东,珠海金山,软件开发;

郭广昌——上海,复星,市场调查、房地产;

王传福——广东,深圳比亚迪,充电电池。

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,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。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,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,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。

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,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,都成了“英雄”。他们惯用的“武器”有两个,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,二是价格战。到1996年前后,他们在家电、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。

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,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。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“广告标王”,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,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。他们又被称为“营销狂飙派”。

代表人物有:

吴炳新——山东,济南三株,保健品;倪润峰——四川,绵阳长虹,电视机;

胡志标——广东,中山爱多,VCD;

姬长孔——山东,临沂秦池,白酒。

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,那么,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,成为他们的“革命者”。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,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,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。

代表人物有:

黄光裕——北京,国美,家电连锁;

张近东——江苏,南京苏宁,家电连锁;袁亚非——江苏,南京宏图三胞,IT连锁;

车建新——江苏,红星美凯龙,家居连锁;

王卫——广东,深圳顺丰,快递配送;

“桐庐帮”——浙江,桐庐申通、圆通、中通、韵达,快递配送。

1998-2008:资本外延扩张时期

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:其一,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;其二,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;其三,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。

在这一时期,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,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。

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,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,“利润如刀片一样薄”(张瑞敏语)。与此同时,渠道商的力量爆发,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,黄光裕曾在2004年、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。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“中国制造”(Made in China),迎来黄金十年。

“中国制造”派:

郭台铭(台)——富士康,电子产品组装;

“义乌帮”——浙江,义乌,小商品;

“绍兴帮”——浙江,绍兴,纺织印染;

“东莞帮”——广东,东莞,服装及电子产品;

“泉州帮”——福建,泉州,运动休闲装。

随着城市化的推进,房地产和涉足钢铁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。在这十年里,越是激进、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,除王石、沈文荣等人之外,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:

许家印——广东,广州恒大,地产;

杨国强——广东,顺德碧桂园,地产;

孙宏斌——天津,顺驰、融创,地产;梁稳根——湖南,长沙三一重工,机械装备。

这十年,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。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,攫取了巨额的利益,他们以“影子人”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,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:

唐万新——新疆,德隆系;

魏东 ——北京,涌金系;肖建华——北京,明天系。

在文化传媒产业,由于管制的存在,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。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,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,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。

代表人物有:

王中军、王中磊——北京,华谊兄弟,电影;

邵忠——广东,深圳周末画报,杂志;刘长乐——香港,凤凰卫视,电视。

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,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。与1984年的“企业元年”类似,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,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——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。

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:

王志东——北京,新浪,新闻门户;

张朝阳——北京,搜狐,新闻门户;丁磊——广东,广州网易,新闻门户和邮箱。

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,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(百度、阿里巴巴、腾讯)及其他一些公司。

代表人物有:

马化腾——广东,深圳腾讯,即时通信;

马云——浙江,杭州阿里巴巴,电子商务;李彦宏——北京,百度,搜索;

陈天桥——上海,盛大,网络游戏;

刘强东——北京,京东,电子商务;

周鸿祎——北京,3721,搜索。

梁建章、沈南鹏、季琦、范敏——上海,携程,旅游票务服务;

这些创业者的年纪,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,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,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。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,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。

2009-2018:产业迭代创新时期

VC、PE这两个舶来概念,在1998年进入中国,到2016年,全国已有1.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,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。

代表人物有:

熊晓鸽——北京,IDG中国;

沈南鹏——上海,红杉中国;徐小平——北京,真格资本;

张磊——北京,高瓴资本。

2009年,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,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
李书福——浙江,台州吉利,汽车;

王传福——广东,深圳比亚迪,汽车;魏建军——河北,保定长城,汽车。

中国在2016年,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。

在制造业领域,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“互联网+”的新潮流合二为一,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,以及“蒙眼狂奔”的超级冒险家。

代表人物有:

雷军——北京,小米,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;

董明珠——广东,珠海格力,空调;贾跃亭——北京,乐视,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。

在互联网领域,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:其一,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——O2O;其二是互联网金融——P2P,或科技金融。

一批以“80后”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,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。

代表人物有:

王兴——北京,美团点评,餐饮服务;

姚劲波——北京,58公司,分类信息;程维——北京,滴滴,打车服务;

胡玮炜、王晓峰——上海,摩拜,互联网自行车租赁;

戴威——北京,ofo,互联网自行车租赁。

在资讯服务领域,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,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,形成优酷、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。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,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:

张一鸣——北京,今日头条,手机新闻门户。

还有一些企业家,进入新能源、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,其成败得失,迄今难以言断,不过无论如何,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。

代表人物有:

施正荣——江苏,无锡尚德,光伏;

李河君——北京,汉能,清洁能源;汪滔——广东,深圳大疆,无人机;

汪建——广东,深圳华大基因,基因检测;

刘庆峰——安徽,合肥科大讯飞,语音技术。

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“永不停止的狂风”和“创造性的破坏”为特征的经济系统。

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,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,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,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,它壮观、曲折,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。